“好。”
我付了钱。
他把菜装进旧报纸卷成的纸袋，递过来时故意松得早了一些。
纸袋掉在地上。
一个土豆滚出去，撞到旁人的鞋尖。那人立刻挪开脚，土豆又滚了一小段，停在一摊积水旁边。
我没办法蹲得太低。
义肢的膝部不会像真正的关节那样顺从。我先将拐杖横过来撑住身体，再慢慢弯下右膝。残肢被接受腔顶得发疼，身体晃了一下，手指离那个土豆还差一点。
周围安静了片刻。
没有人帮我。
本来也不该有人帮我。
我又往前探了探，终于把土豆捡起来。起身时右腿发颤，拐杖底端在湿地上滑了半寸。我下意识收紧腰腹，稳住了，没有摔。
有人从旁边走过去，小声说了一句：“活该。”
我把土豆表面的泥水在外套上擦干净，放回纸袋。
是的。
活该。
上午八点，我去了军需后勤处。
战后缺人手，我虽然已经退役，仍被安排在这里整理阵亡和失踪军人的遗物。这个职位不需要与太多人交谈，也不需要长时间站立，很适合一个只有一条腿、名声又不怎么样的人。
后勤处原本是一座货运仓库。
屋顶很高，窗子靠近房梁，常年照不进多少阳光。一排排铁架从门口延伸到最深处，上面堆满军绿色的遗物箱。每只箱子都贴着编号，有些写着姓名，有些只有发现地点和所属部队。
我每天的工作，就是登记、清理、归类。
等待家属认领。
或者等待它们再也无人认领。
进门以后，我先把拐杖放进办公桌与墙之间的缝隙里。那里不容易被人看见。随后坐下来，把左边裤腿从膝盖一直理到鞋面。
第一只遗物箱来自西线步兵团。
箱子的主人叫阿乐，二十二岁。里面有一件烧坏半边的军服、一只停在四点零七分的怀表、三枚硬币和一封没有寄出的信。
信封上写着“给姐姐”。
我没有拆。
军需处的规定是，未拆封的私人信件应保持原状，直接交还家属。于是我只用软布擦去信封表面的灰，将卷起的边角轻轻压平，再装入防潮袋。
第二只箱子没有姓名。
里面是一把断齿的木梳，一只儿童尺寸的红色毛线手套，还有半张照片。照片上只剩下一个女人的右肩和一小片花园，另一半已经被火烧没了。
我将物品逐一编号。
木梳，01。
手套，02。
照片残片，03。
发现地：北部旧车站。
所属人员：待核。
保存状态：较差。
处理建议：长期留档。
写到“长期留档”时，我停了一下。
这几个字通常意味着，不会再有人来把它们领走。
下午，一位老人来认领儿子的遗物。
他把一张已经折得发软的证明递给我。纸上写着他儿子的名字：张怀恩，工兵营，停战前二十七日失踪。
我在名册里找了很久，终于找到相应编号。
箱子放在第三排铁架的最高层。我需要站起来才能取到。
我伸手去摸藏在桌旁的拐杖。
老人顺着我的动作，看见了左边裤腿下僵硬的轮廓。
他的神情变了。
“你是许烬？”
我的手停住。
“是。”
老人盯着我看了几秒。
那双眼睛与镇上其他人的不太一样。里面没有立刻燃起来的愤怒，只有一种漫长得近乎空白的疲惫。
“公告栏上那个？”
“是。”
他垂下眼，望着我的左腿。
“你活下来了。”
我没有回答。
“我儿子没有。”
“对不起。”
“你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？”老人抬起头，“他又不是你丢下的那一个。”
我握着拐杖，指节一点点收紧。
老人沉默片刻，突然笑了一下。
那笑比责骂更令人难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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