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初冬，梁应方去复兴西路拜访一位老人。
路两旁的梧桐已经落尽，湿漉漉的枝条交错在灰白的天上。老洋房，红瓦屋顶，浅黄色外墙，大门没有门牌，只有一只很旧的铜铃。院子不大，靠墙种着几株山茶，尚未开花。
老人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头发花白，动作却不迟钝。他家中收藏了许多东西。
那天，他让梁应方看了一幅画。
画轴从匣中取出来，外面裹着一层素色旧锦。老人洗净手，仔细擦干，才慢慢解开系带。
“这幅没有拿出去过。”他说。
画卷展开，几枝玉兰从纸的下方斜斜生出。枝干以淡墨写成，细处清瘦。花朵疏密相间，有的开了，有的仍含着苞。纸色已经旧了，那些白花却仍显得很静雅，像一场几百年前的春天，被人妥善描摹进了画中，时至今日。
梁应方俯身看了一会儿。
那是文徵明所作的白玉兰。
老人说，文徵明喜欢玉兰，家中有玉兰堂，也常用“玉兰堂”印。他自己喜欢文徵明，早年为了看画，跑过许多地方。
“七五年台北做吴派画展，我特意去了一趟。”老人缓缓道。
“故宫的《花卉册》，玉兰是第三开，旁边有翠竹和湖石，题作‘琼葩结翠’。”
“年轻时候的事了……”
旧事隔着万水千山，老人提起台北，仿若与岁月遥遥相望，那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是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的哀憾。
半晌，老人回过神，见梁应方的目光还停在画上，便笑了笑。
“您喜欢玉兰？”
梁应方看着纸上半开的花。
“有个朋友喜欢。”他说。
老人点了点头，没有再问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将画重新卷起来。纸上的枝叶一点点收拢，最后一朵玉兰也被卷进旧锦里，房间里便重新只剩下冬天。
新世纪开始了。
上海正迅速地向前走，一天一个样子。新的道路和楼宇不断建起来，浦东的玻璃幕墙映着冬日的太阳，工地上的起重机停在淡蓝色的天里。人们谈论发展、开放、入世，谈论新世纪，一切都欣欣向荣，大家都相信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
那年，科技馆也建成开放。庆典那天来了许多人，仪式结束以后，各单位还要留下来拍纪念照。
梁应方所在单位的一号是个很风趣的人。
也是理工科，早年学的是机械，可偏偏又有一颗多愁善感的心，看见花会谈青春，听见老歌会谈人生，对照相的构图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。
大家在科技馆前站好时，梁应方照例往旁边让了让。一号看见了，朝他招手：“应方，你过来。”
梁应方走过去，以为他另有事情。
一号却指了指身边的位置：“你站这里。”
“不合适。”梁应方说。
“怎么不合适？”一号打量了一遍站得有些参差的人，十分坦然，“你形象好，往这一站，显得我们大家都好看一点。”
旁边的人都笑起来。
一号又说：“照片洗出来，人家一看——嚯，精神面貌不错。”
梁应方也只好笑了一下。
“对，”一号满意了，“就这样。不要太严肃。”
快门按下去，闪光灯在冬日的天光里亮了一瞬。后来照片洗出来，一号看过以后相当满意，认为自己的安排不无道理，很有结构美。
那年下了一场雪，不大。
春节也渐渐近了。
街上的红灯笼一天比一天多，商店门口贴起新的年画，卖糖果、瓜子和糕点的柜台前总挤着人。入夜以后，远处偶尔有爆竹声传来，隔着楼房，一阵清楚，一阵模糊。上海的冬天湿冷，风从衣领里钻进去，街上却处处都是热闹的。
单位里也办了一场迎春联欢会。
会场设在一家宾馆的宴会厅。台上挂着红色的横幅，两边摆着几盆开得很好的水仙。圆桌上有茶水、花生、橘子和糖。各处都出了节目，平日坐在办公室里不苟言笑的人，这天上台唱歌，也有人说相声，台下笑声一阵接着一阵。
一号的兴致很好，从头看到尾，遇到唱得好的便认真鼓掌，遇到唱得不大好的，也鼓得更响一些。
梁应方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。不断有人过来同他说话，他起身、握手，再坐下。偶尔有人端着相机过来合影，他也都配合。新到一个地方，许多关系刚刚建立，这样的场合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
直到有人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。
“应方啊……”
一号今天喝了不少酒，脸有些红：“这位小同志想和你合张影。”
是一位服务生，约莫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，脸颊红扑扑的。她早就注意到了梁应方，也趁着换茶的空隙，悄悄和同伴们红着脸耳语嬉笑几句。当时一号注意到了，顺着她方才的目光看过去，很快明白了。
“想跟谁照相？”
她的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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