贺伯伯砸柱子那声“憋屈”。
还有……如果。
如果那天在朝堂上，贺伯伯没忍住呢？
如果他真跳出来了，为了“元淹必须死”这个理，跟皇帝杠上了呢？
那当时同样绝望的李纲，会不会觉得，自己不是一个人？
会不会觉得，这恶心人的朝堂上，还有个跟他一样“不识相”、一样“死脑筋”、一样敢为了心里那点对错去撞南墙的傻子？
如果两个人一起，在皇帝面前硬顶……
场面会不会不一样？皇帝的压力会不会更大？太子那戏还演得下去吗？那些不敢吭声的，会不会有几个被勾儿良心？
而李纲……是不是就不会觉得被全世界抛弃了？
他是不是就会觉得，路再黑，前面好歹有盏同样快灭的灯？就算灯最后灭了，至少……不是一个人摸黑？
是不是……他就不会这么快、这么决绝地走上这条路？
这个“如果”，像根冰钉子，突然扎进我心里最软的地方。
我改了贺伯伯的命，让他避开了触怒皇帝的坑，保住了贺家，还用更“聪明”的法子弄死了元淹。
可代价呢？
李纲少了一个可能的“难友”，一个在绝境里也许能互相照应、给彼此打口气的同类。他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黑、所有的冤、所有的绝望，被活活压垮了。
我救了我最想救的人。
可好像……也间接把另一个同样该被救的人，更快地推进了深渊。
这认知让我浑身发冷，比看见任何预知画面都怕。它把我那点“我能改命”的得意全扒了，露出底下狰狞的真相：
改命从来不是简单的好人打坏人。
它是一串不知道会炸哪儿的鞭炮。你掐灭这根引线，可能旁边那根就烧更快了。
你从水里捞起一个人掀起的浪，说不定就把另一条小破船拍沉了。
窗外，夜风吹得老槐树枯枝呜呜响，跟鬼哭似的。
我闭了闭眼，又想起了那封诀别信。
想起那句“用人只看门第”。
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个词：科举。
虽然现在还没这说法，但我记得，从隋文帝开始已经试着打破门阀垄断的选官制度了。李纲用命喊出来的，骂的，恨的，不正是那僵死腐朽的“九品中正制”吗？
他的死，这封字字泣血、几乎是指着鼻子骂的遗书……
会不会，反而成了推着朝廷不得不改的最后一脚？
陛下看了会怎么想？那些关陇大族看了会怎么应对？那些被压得喘不过气的寒门士子，会不会因此看到一点……哪怕只是一点改变的希望？
这个念头让我心里一咯噔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
有点悲凉——一条命换一个可能。
又有点讽刺——活着时喊破喉咙没人听，死了留下的血书，倒可能砸出点响动。
还有种说不清的沉重。
……
贺府这几天气压低得能养鱼。
贺弼在书房闷了一整天，出来时眼睛红得跟熬了三天夜似的，鬓角的白发眼瞧着多了好些。
他没发火，也没摔东西，就站在廊下盯着灰扑扑的天，看了足足半个时辰。
然后他干了件让我眼皮直跳的事，递折子告病，说要出京“静养”。
陛下准了，还赏了点人参灵芝，说了几句“爱卿保重”的场面话。
我心里门儿清：什么旧伤复发，分明是心寒了。看着李纲那种一根筋的直臣落得那般下场，自己却只能在朝堂上憋着，换谁都得出去透口气。
老贺离京那天，天公不作美，又飘起了毛毛雨。他没搞排场，就带了俩老亲兵，一辆青布小车，悄没声儿地出了城。
临走前，他拍了拍我肩膀，力道沉得我龇牙咧嘴：“丫头，在家好好的。贺伯伯……出去透透气。”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“还有十天就是你十六岁生辰，我一准回来。”
我重重点头：“您记得带点山里的野果子回来！”
送走老贺，府里一下子空落落的。那种空不是没人，是没了他中气十足的嗓门和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怪不习惯。
结果怕什么来什么。
老贺前脚走，后脚北境就来了军报，突厥小股骑兵在陇右一带扰边，劫掠了几个村落。事儿不算太大，但性质恶劣，必须尽快处置。
贺璟身为左翊卫中郎将，这活儿自然落在他头上。诏令当天就下来了，命他即刻带着贺军前去清剿。
“必须去？”我抬头看他，“陇右……来回至少得半个月吧？”
贺璟系紧护腕，动作利落：“军令如山，即刻动身。”
我点点头，没再多问。军中的事，我懂规矩。
他收拾好东西，走到我面前，顿了一下才开口：“你的生辰，我怕是赶不回来了。”
“没事儿。”我把行囊递给他，语气尽量轻松，“生辰年
第一版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