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银杏树黄了一整排，金灿灿的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，偶尔有一片打着旋儿落下来，落在行人的肩上或路边的自行车筐里。
温书予站在酒店房间的窗前，看着窗外陌生的城市天际线，手心全是汗。
他已经擦了三次了——在裤子上擦的，西裤大腿两侧被他擦出了两道深色的湿痕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指节因为用力攥拳而泛白，掌心湿漉漉的，像刚洗过没擦干。他把手掌在衣服上又蹭了蹭，然后拿起桌上的发言稿，开始看第四遍。其实他不需要看第四遍，因为这份稿子他已经背得滚瓜烂熟，倒着都能默写出来。每一个论点，每一个例证，每一处起承转合，他都能闭着眼睛说出来。从初稿到现在这一版，他改了不下二十遍，其中有八遍是霍南瑾逐字逐句帮他改的。每一次霍南瑾改完发回来，文档里都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批注，红色的、蓝色的，逐条列出问题所在：这里论据不够充分，那里逻辑过渡生硬，这个术语用得不够精确。最后一版发回来的时候，批注只有两条——“可以了”和最后一页底部的“加油”。
他看到“加油”两个字的时候，抱着手机在床上滚了一圈，把脸埋在枕头里闷声笑了很久。霍南瑾从不说加油，霍南瑾只会说“合格”、“还行”、“可以了”。“加油”这个词从霍南瑾嘴里说出来，比任何人的长篇大论都管用。他把那条批注截了图，存进了“重要”相册，排在海德堡城堡的照片和那条旧领带的照片之间。
但此刻，站在这座陌生城市的酒店房间里，距离他上台发言还有不到两个小时，所有的准备和鼓励似乎都在一瞬间失效了。昨晚他几乎一夜没睡，躺在酒店的床上翻来覆去，脑子里把发言稿过了一遍又一遍，每过一遍都觉得哪里还不够好，于是又开灯爬起来改，改到凌晨三点才强迫自己躺回去。躺回去之后还是睡不着，他盯着天花板数羊，数到两百多只的时候羊群全都变成了霍南瑾的脸，于是他更睡不着了。
“书予。”
霍南瑾的声音从房间门口传来。他站在门框边，已经换好了参会穿的深灰色西装，领带是银灰色的，和他自己的瞳色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呼应。他手里拿着两张房卡和一份会议议程，看着窗边那个明显在发抖的身影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不是不悦的皱眉，而是一种更接近于“我在想办法”的思索。
“在！”温书予转过身来，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尖一点，嘴唇因为紧张而有些发干，他下意识地伸出舌尖舔了一下下唇，留下一点湿润的水光。他今天的西装是霍南瑾带他去做的那套炭灰色的，领带是霍南瑾帮他挑的深蓝色那条，口袋巾是霍南瑾早上帮他叠好塞进去的。从头到脚，他身上至少有四个地方和霍南瑾有关——西装是霍南瑾付的钱，领带是霍南瑾帮他系的，袖扣是霍南瑾在海德堡买的纪念品，临走前才送给他，说是“凑单买的”，但袖扣上刻的字母是wsy，他名字的缩写。
“早餐吃了没有？”霍南瑾问。
“吃了。”温书予说。他确实吃了——吃了半片吐司，喝了小半杯橙汁，然后就吃不下去了。他的胃从今天早上开始就一直在翻搅，像是有一群蝴蝶在里面开派对。
“把剩下的吐司吃掉。”霍南瑾说，语气平淡，但目光落在温书予房间里那个只咬了两口的吐司上时，眉头又微微皱了一下。他走过去拿起那片吐司，放进温书予手里。
温书予乖乖地把吐司塞进嘴里，嚼了嚼咽下去，然后又喝了几口橙汁把食物顺下去。吃完之后他擦了擦嘴，仰起头看霍南瑾，嘴唇因为刚喝过橙汁而泛着湿润的水光。
“霍教授，”他说，声音有点发颤，“我怕我讲不好。”
这句话他说得很轻，像是在坦白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。他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大概很狼狈，但他没有办法在霍南瑾面前伪装，也从来不想伪装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——紧张了会发抖，害怕了会说，开心了会笑，难过了会哭。他从来不会在自己信任的人面前掩饰情绪，而霍南瑾，恰好是他最信任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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